分析“百花文学”的局限性。
出现在50年代中期的“百花文学”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深刻烙印，也存在着因年轻'稚嫩而不可避免的一些缺陷和问题。具体而言，“百花文学”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（1）“百花文学”运动所批判的“简单化概念化”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“百花文学”作品之中。如邓友梅的《在悬崖上》讲述的是一个婚外恋故事，它所表现的情感纠葛是很典型的，也有很强的社会意义，但在矛盾的解决上却做了简单化的处理，而且又落人了“批判资产阶级”的时俗老套。（2）“百花文学”存在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有意无意地迎合意识形态。作者有意无意地使自己作品的主旨立意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，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主题思想开掘的深度。如宗璞《红豆》中的江玫、最后放弃个人幸福，加入革命队伍，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，就是和当时官方所提倡的主流意识相吻合的。此外如陆文夫的《小巷深处》、《平原的颂歌》，阿章的《寒夜的别离》等等作品，其題旨也都与主流意识保持着同一，同时也把处于繁杂社会的繁杂人生给简单化浅表化了。（3）在文艺批评方面，“百花文学”同样存在着局限。评定文艺作品所描绘的生活环境是否典型、所刻画的人物是否真实时，不是放在文学作品“内部”去考察它的合理性，而是以文学“外部”的自然社会生活为参照，以流行的时尚的观念为标准，去衡量文学作品的“典型性”和“真实性”。这种批评严重脱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轨道，陷入了一种低级、荒唐的“比附式”的思维套路里来。围绕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引起的讨论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