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百花文学”
1956年至1957年间的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文学月刊》等文学刊物上，悄然出现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。它们是王蒙的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，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以及岳野的话剧《同甘共苦》等等。这批作品打破只准歌颂、不准暴露的“禁区”，高扬起现实批判的旗帜，直面现实，针砭时弊，深刻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，鞭挞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消极现象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干部队伍中的渎职现象和官僚作风的批判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题材上也突破了不准写凡人小事，不准写人性、人情与爱情的清规戒律，出现了一批以家庭伦理、男女情爱、个人命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。这是一批“溢出”主流之外的另一种文学样式，它呼应了文坛寻求变革的吁求，感应了春潮“解冻”的气息，是在毛泽东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“双百”方针的感召下，旨在纠正主流文学的僵化状态，恢复优良的文学传统，寻求文学自由发展之途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态。由于这一批作品出现在毛泽东“双百”方针的提出之时，所以被人命名为“百花文学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