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论述中国古代意境理论的发展。
“意境”一词是最早是由唐代诗人王昌龄明确提出，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。先秦是意境理论的发韧时期。《易经•系辞》、《庄子•外物篇》中对言意象关系的讨论以及道家对“道”的阐释,都使我们依稀看到了“意”、“象”的影子,这些影子不仅激起了后人对他们的继续探讨和完善,同时也成了后来意境理论形成的发端。魏晋是意境理论的形成时期。魏晋时出现的玄学和佛学思潮,对意境范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。陆机《文赋》中的“缘情说”（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）强调情感摆脱儒家伦理的束缚,肯定诗是诗人自由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。在文学作品中借景抒情,寓情于景,情、物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钟嵘的《诗品》继承《乐记》关于物感心动音生的观点,同时还继承王褒关于美的音乐的观点,将“味”的概念引入诗论,并赋予它以美学意义,钟嵘还进一步将“味”(滋味)作为审美标准引入艺术批评领域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•物色》主张描写自然景物既要形似，又要神似。他认为描写景物不是抄袭自然,而是要从深远的情志出发,去仔细体察吟咏万物的声色。诗人触景生情,缘情而发,达到情景交融、物我一体的境界才能写出动人诗篇。与此同时,顾恺之的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、宗炳的《画山水序》和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等著作提出了“以形写神”、“迁想妙得”(顾恺之),“以形写形”,”山水以形媚道”(宗炳)、”气韵生动”(谢赫)”书之妙道,神彩为上,形质次之”(王僧虔)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观点。这些观点对意境理论的形成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唐宋是意境理论的成熟时期。“意境”一词真正出现是在王昌龄的《诗格》中。文中提出诗有三境,即物境、情境、意境。显而易见，“意境”只是“境”之一种,与后世作为美学概念的意境内涵差别较大。真正与美学范畴的“意境”关系密切者似是唐代日僧遍照金刚编撰的《文镜秘府论》所引王昌龄《论文意》一文中有关“意”与“境”关系的论述，要求诗的创作构思务必做到“意”与“境”相合。皎然《诗式》提出“绛虑于险中,采奇于象外”,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”真于情性,尚于作用,不顾词彩,而风流自然”的,并提倡”假象见意”,主张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。晚唐司空图《与极浦书》提出“象外之象,景外之景,岂容易可谈哉?”他们都认为,艺术毫无疑义地应从感性个别出发。但只有超越感性个别,做到“实”与“虚”、“象”与“象外”的和谐统一,才能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“,才能超越有限而把握无限,亦即真正地表现出宇宙生机与人生真谛之所在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以禅喻诗，提出了”镜花水月“说，认为“诗者,吟咏性情也。盛唐诸人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,不可凑泊,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象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南宋范文在《对床夜话》中提出“景无情不发,情无景不生”的情景相融的著名观点,并且引述《四虚序》的有关论点,指出诗歌创作务必做到“不以虚为虚,而以实为虚,化景物为情思。”总之,作为意境本质特征的虚实统一,情景交融,物我贯通诸要素,在这一时期已经得到相当深刻的阐发。应该说,意境作为美学范畴出现于世,已成“水到渠成,瓜熟蒂落”之势。明清是意境理论的发展完善时期。明清时期,进一步确认了“意”的主导作用。李贽建立“童心说”。他说“夫童心者,真心也,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,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在汤显祖看来,“情”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东西,是艺术创作的动力,是沟通作家与读者心灵的桥梁。用他的话说是“世总为情,情生诗歌,而行于神。”而“公安派”首领袁宏道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“任性而发”，坚持情感是艺术之生命所在。清代王士祯十分推重诗的蕴藉含蓄。袁枚认为,诗歌应该抒发真情实感,应该表现作家的个性。这一时期,“意境”作为美学范畴正式出现在各门类艺术领域内。晚清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中说:“然元剧最佳之处,不在其思想结构,而在文章,其文章之妙,亦一言以蔽之曰:有意境而已矣。何以谓之有意境?曰:写情则沁人心脾,写景则在人耳目,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。”在《人间词话》中,他还把意境分为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。所谓“无我之境”，指创作主体的完全消失,隐在艺术意象的后面,而“有我之境”中的我则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明显地渗透于艺术意象中。王国维还把“意境”作为判断艺术作品成败的尺度,并把意境理论与西方美学思想交汇和融合起来,提出美学范畴中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，这对传统的意境理论作了历史的美学总结。因此，王国维成为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。在现代的文学理论中，将意境归纳为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，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，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。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，具有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、韵味无穷的特征。这都是与中国古代意境理论一脉相承的。
“意境”一词是最早是由唐代诗人王昌龄明确提出，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。先秦是意境理论的发韧时期。《易经•系辞》、《庄子•外物篇》中对言意象关系的讨论以及道家对“道”的阐释,都使我们依稀看到了“意”、“象”的影子,这些影子不仅激起了后人对他们的继续探讨和完善,同时也成了后来意境理论形成的发端。魏晋是意境理论的形成时期。魏晋时出现的玄学和佛学思潮,对意境范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。陆机《文赋》中的“缘情说”（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）强调情感摆脱儒家伦理的束缚,肯定诗是诗人自由抒发情感的一种形式。在文学作品中借景抒情,寓情于景,情、物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。钟嵘的《诗品》继承《乐记》关于物感心动音生的观点,同时还继承王褒关于美的音乐的观点,将“味”的概念引入诗论,并赋予它以美学意义,钟嵘还进一步将“味”(滋味)作为审美标准引入艺术批评领域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•物色》主张描写自然景物既要形似，又要神似。他认为描写景物不是抄袭自然,而是要从深远的情志出发,去仔细体察吟咏万物的声色。诗人触景生情,缘情而发,达到情景交融、物我一体的境界才能写出动人诗篇。与此同时,顾恺之的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、宗炳的《画山水序》和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等著作提出了“以形写神”、“迁想妙得”(顾恺之),“以形写形”,”山水以形媚道”(宗炳)、”气韵生动”(谢赫)”书之妙道,神彩为上,形质次之”(王僧虔)等一系列具有重要美学意义的观点。这些观点对意境理论的形成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唐宋是意境理论的成熟时期。“意境”一词真正出现是在王昌龄的《诗格》中。文中提出诗有三境,即物境、情境、意境。显而易见，“意境”只是“境”之一种,与后世作为美学概念的意境内涵差别较大。真正与美学范畴的“意境”关系密切者似是唐代日僧遍照金刚编撰的《文镜秘府论》所引王昌龄《论文意》一文中有关“意”与“境”关系的论述，要求诗的创作构思务必做到“意”与“境”相合。皎然《诗式》提出“绛虑于险中,采奇于象外”,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”真于情性,尚于作用,不顾词彩,而风流自然”的,并提倡”假象见意”,主张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。晚唐司空图《与极浦书》提出“象外之象,景外之景,岂容易可谈哉?”他们都认为,艺术毫无疑义地应从感性个别出发。但只有超越感性个别,做到“实”与“虚”、“象”与“象外”的和谐统一,才能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“,才能超越有限而把握无限,亦即真正地表现出宇宙生机与人生真谛之所在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以禅喻诗，提出了”镜花水月“说，认为“诗者,吟咏性情也。盛唐诸人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,不可凑泊,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象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南宋范文在《对床夜话》中提出“景无情不发,情无景不生”的情景相融的著名观点,并且引述《四虚序》的有关论点,指出诗歌创作务必做到“不以虚为虚,而以实为虚,化景物为情思。”总之,作为意境本质特征的虚实统一,情景交融,物我贯通诸要素,在这一时期已经得到相当深刻的阐发。应该说,意境作为美学范畴出现于世,已成“水到渠成,瓜熟蒂落”之势。明清是意境理论的发展完善时期。明清时期,进一步确认了“意”的主导作用。李贽建立“童心说”。他说“夫童心者,真心也,若以童心为不可,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,绝假纯真,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,便失却真心,失却真心,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,全不复有初矣。在汤显祖看来,“情”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东西,是艺术创作的动力,是沟通作家与读者心灵的桥梁。用他的话说是“世总为情,情生诗歌,而行于神。”而“公安派”首领袁宏道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“任性而发”，坚持情感是艺术之生命所在。清代王士祯十分推重诗的蕴藉含蓄。袁枚认为,诗歌应该抒发真情实感,应该表现作家的个性。这一时期,“意境”作为美学范畴正式出现在各门类艺术领域内。晚清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中说:“然元剧最佳之处,不在其思想结构,而在文章,其文章之妙,亦一言以蔽之曰:有意境而已矣。何以谓之有意境?曰:写情则沁人心脾,写景则在人耳目,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。”在《人间词话》中,他还把意境分为“有我之境”和“无我之境”。所谓“无我之境”，指创作主体的完全消失,隐在艺术意象的后面,而“有我之境”中的我则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明显地渗透于艺术意象中。王国维还把“意境”作为判断艺术作品成败的尺度,并把意境理论与西方美学思想交汇和融合起来,提出美学范畴中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，这对传统的意境理论作了历史的美学总结。因此，王国维成为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。在现代的文学理论中，将意境归纳为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，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，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。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，具有情景交融、虚实相生、韵味无穷的特征。这都是与中国古代意境理论一脉相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