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述杜甫以儒为本兼及他家的多元理论。
以儒为本、兼及他家的多元性理念，是杜甫思想的一大特点，这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色。盛唐国力的强盛造就了一个开放而多元的人文环境，当时儒、释、道三家在 思想界竞骋其说，统治者对此表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明态度。所以在那一时代的诗人身上往往杂糅好几种思想，在杜甫的青年时期，思想上同样不乏这种自由色彩。他 与李白同游时，曾一起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，欲学长生之道。后又同去东蒙山访寻董炼师和范隐士，想炼就丹砂。杜甫在鲁郡写过一首《赠李白》，其中有“秋 来相顾尚漂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”一句，表达了他们未能炼就长生丹药的失望心情。 杜甫与佛教的法缘更为深厚。不但常到佛寺游览，听讲佛法，而且与赞公、文公等和尚交谊甚深，诗中引用佛语之处也很多。在诗中，他有时也表现出皈依的想法， 如《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》这首诗不但用佛语、佛典甚多，如“身许双峰寺，门求七祖禅。落帆追宿昔，衣褐向真诠。”而且语气颇为坚决， 似乎真的要遁入空门了。清人俞评曰：“垂老而将为出世之人，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。”诗中确实体现了诗人暮年寻求归宿的苦闷心情，但若据此确定杜甫已皈依佛 门则尚须商榷。首先，该诗作于大历二年（767年），在那之后，杜甫于其诗作中仍自视为儒者。复次，佛教本是出世的宗教，要求信徒割舍世情，心如止水， “万事不关心”，可是杜甫一生忧国忧民，至死方休，“死为星辰终不灭，致君尧舜安肯休”，他的信念如此执著，全无佛家的冷寂空灭之气。杜集中还有两首诗， 《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》与《谒真谛寺禅师》。此二诗皆作于大历二年，既肯定了杜甫对佛教怀有的浓厚兴趣，又清楚地表明，这不是那种万念俱冥的遁入空门，仅 限于表面层次的欣赏感悟。 综而言之，杜甫确实受到佛、道二教的一些影响，但在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家思想。他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有着“致君尧舜上”的积极入世的思 想。他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家，特别对仙丹灵芝以及长生仙界充满了向往，这只是盛唐时代风尚的产物，作为一个世界观尚未完全定型的年轻诗人，有这种率性 之举是不足为奇的。等到他在现实生活中历经沧桑之后，这种豪兴自然就消失了。他对佛教的兴趣主要是壮年之后，一生蹭蹬，志向未行，生活中极度的苦闷得不到 宣泄，不免会流入空门，寻求心灵的慰藉，所谓“一生几许伤心事，不向空门何处销”，佛教理论博大精深，其拥有的精致的心性学说尤为儒家思想所不及。士人遭 受挫折磨难，皆可借此得以消解，恢复心灵的平衡。所以，佛教对杜甫而言，只是心灵受创时的栖居所在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虔诚皈依。